“光輝偉業紅色序章”主題展 兩千余件展品講述百年征程

兩千余件展品講述百年征程

958張圖片、1357件文物、5組沙盤模型、13個珍貴影像視頻……“光輝偉業紅色序章”主題展上，兩千余件展品在59個展室串講百年征程，帶領觀眾追尋無悔的忠貞，不忘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一幢樓，一批中國近代史上先進知識分子會聚，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歷史上演。百年風云，百年輝煌，銘刻著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的北大紅樓，在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幀一畫，一點一滴，矗立了一百多年的北大紅樓在娓娓訴說，熟悉的、陌生的紅樓往事在展廳里以各種方式再現。

圖像串講紅樓往事

位置：第5展廳

緣起，是在今天的景山東街附近的一座公主府。講解員李雪麗說：“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建于1898年，是戊戌變法留在教育領域的一個成果。”

展廳用沙盤喚醒歷史——青磚灰瓦的中式院落中，端莊的殿堂，小巧的花園，還有后罩樓等。“左側是辦公區和學生宿舍，右側是教學區。”李雪麗指著沙盤當向導。

后來，北大擴建。1918年8月，修建了兩年的北大紅樓建成了。紅磚墻、紅瓦頂，因此也得名“紅樓”。李雪麗說：“最初規劃是蓋一座學生宿舍，在建設過程中改為教室和辦公用房。”

如今的紅樓，一些歷史的蛛絲馬跡仍然可以找到——從外觀看，整幢樓坐北朝南，地上四層，半地下一層，一切還是建成初的模樣。數據統計，樓內有200多間房屋，占地面積2154平方米，總建筑面積10700平方米。

走進樓內，暗紅色的木地板，有些地方踩上去咯吱作響，木窗框，還有淺色窗簾。也有一些地方被修改過，比如樓梯上工作人員細心地鋪上了一層暗紅色硅膠墊，既提高了參觀舒適度，也保護了木地板。

這間展廳內，觀眾還可以觀看一段全息影像，用3分鐘探秘北大紅樓每一層、每一個房間的功能。李雪麗介紹，北大紅樓投入使用后，校部、圖書館等陸續搬進來。一層是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辦公室和圖書館，二層有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及其他各科學長辦公室，三層、四層是文、法兩科的教室，地下一層是印刷廠。1919年，北大廢門改系，北大紅樓被稱為“北大一院”。

位置：第13展廳

一張黑白合影照片被放大展出，一共14個人出鏡。一張張年輕的面孔是覺悟社的部分成員。這個社團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20名男女青年組成的進步團體。

李雪麗指著照片，笑著提問：“前排左起第五位，叫逸豪。后排最右，叫伍豪。能不能看出他們是誰?”

仔細端詳，不難認出這兩位分別是鄧穎超和周恩來。當年，覺悟社成員們商議決定發表文章時不使用本名，而是用“筆名”。起名的方式挺有趣兒——用抓鬮數字的方式決定代號。因為20個人是從50個號碼里抓的，所以他們的代號并不連續。

周恩來抽中了“5號”，就以諧音“伍豪”為筆名，而抽中“1號”的鄧穎超，則以諧音“逸豪”為筆名。

照片下，一封回信將這段故事講完。這是1949年3月12日，即將赴北平(現北京)準備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鄧穎超給覺悟社成員管易文的信。信上寫“隔三十年又回到平津工作，但已換了人民的世紀了”。

毛澤東的“聽課證”

位置：第13展廳

一張老報紙，鉛字印刷，第四版上刊發了一條報道——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向55人頒發聽課證書。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32名“得聽講半年之證書者”名單上。為了方便觀眾，策展方貼心地在他的名字旁標注了一條紅線。

這份報紙是北京大學日刊，日刊相當于學校的布告欄。其實，毛澤東與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結緣可以追溯到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最初，他暫住在自己老師、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楊昌濟家里，并在北大紅樓圖書館謀得一份工作。10月，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系統講授和研究新聞學的團體，蔡元培擔任會長，宗旨是“輸灌新聞智識，培養新聞人才”。當時，研究會規定，校內外人員均可參與，但要繳納會費，校內人員每年會費定為9元。雖然當時毛澤東的月薪只有8元，但他還是毅然拿出了一個多月的工資，申請成為會員。

回憶這段求學經歷，毛澤東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為了要旁聽大學里的功課，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在新聞學會我遇見了好幾個同伴……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當年，毛澤東除了在課堂聽邵飄萍講課外，還常去邵先生家討教。據邵飄萍夫人回憶，“那時，毛主席是北大職員，平易近人，到我家里來，很有禮貌，叫飄萍為先生，叫俺邵師娘。”

位置：第17展廳

展廳里，美國攝影家西德尼·甘博拍攝的一組黑白照片串起一部小“紀錄片”，將五四運動期間的北京收入鏡頭之下。同時，觀眾可以看到第一本五四史料集——1919年9月蔡曉舟、楊量工編《五四》。

兩位記錄人，蔡曉舟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他的表弟楊諒工(筆名楊量工)在北大國文系學習。兄弟二人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期間，蔡曉舟悉心搜集有關資料，決心將其記錄下來，傳于后世。

1919年6月底，蔡曉舟和楊諒工夜以繼日地編撰《五四》一書，十多天后就拿出初稿。

書一面世，人們便紛紛傳閱，一時洛陽紙貴。展柜中，斑駁的書頁翻開，其中一頁是蔡曉舟寫的序，其中寫道“我北京學生，五四一役，涵有二義，一為國家爭主權，一為平民爭人格。前者所以使外人知吾民有血性，而殺其覬覦之心;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國有主人，而正其僭竊之罪……”另一頁是五四編輯社啟示。李雪麗說，《五四》是第一本以“五四”命名并宣傳介紹五四運動的書籍，而且是第一本關于五四運動的史料集。這件文物也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北京晚報記者 牛偉坤 李祺瑤

標簽： 光輝偉業 紅色序章 展品 百年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