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什么，就要首先理解西方現代化“舊道路”是什么，從而在比較中發掘新意。而要理解西方現代化“舊道路”，首先就要理解其所根植的西方文明。美國著名政治學理論家拉塞爾·柯克曾對以歐美為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的精神源泉，亦即現代西方文明的源流做出了歸納。柯克認為，作為殖民者來源地的歐洲，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無處不在，這些觀念滲透進羅馬文明，爾后進入中世紀文化，緊接著又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進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思想。

現代西方文明背后隱藏著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兩大傳統

現代西方文明正是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綜合體。在這一綜合體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兩大傳統。

首先，西方文明有著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這種中心主義思想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時期西方傳教士們的“布道精神”。爾后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西方漸趨發展出了一種由信仰中心擴展至經濟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等社會各個方面的中心主義思潮。在這一過程中盡管經歷了一些辯論，但是由于西方的工業化進程開啟較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從物質基礎的角度更加印證了西方社會在現代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結論。就西方自身內部而言，在19世紀以前，西方社會一直普遍認為在整個人類社會中只有自己是開化的、文明的，因此，作為“文明”的西語詞匯一直都是單數形式，直到19世紀初葉以后，“文明”才首次以復數形式出現，但是西方人對西方文明以外的人類文明的認知卻始終十分有限。絕大多數歐美以外的非西方國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過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會歷史條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發達文明在西方的文明理論。例如，福澤諭吉就曾這樣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雖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如湯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對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念，但是直至今日卻始終沒能從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義”論調。這最終表現為，過去的近五百年間，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發展認知中，現代化幾乎約等于西方化。

與此同時，西方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傳統。在古典時期，希臘的政治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就曾對腓力說過，“說服可用于希臘人，強迫可用于蠻族人”。他一生都在為建構一個具有統攝力的“希臘帝國”而奔波，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臘化”的政治浪潮。這種“希臘帝國”的精髓就在于對內民主與對外殖民，它是日后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在中世紀，高舉基督教教義之傳教大旗的十字軍經歷了數次“東征”，其本質上也是歐洲強國向外進行的殖民掠奪。進入工業文明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開啟了全球的資本擴張和殖民活動，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亞洲的許多地區，隨處可見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的身影。對于殖民地地區資源的大肆掠奪、罪惡的奴隸貿易，甚至是對一些原住居民部落的滅絕，正映襯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西方現代化道路在當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受到了來自實踐和價值等諸多方面的挑戰

在“西方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雙重邏輯之下，這一最早由西方開啟的現代化道路在當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受到了來自實踐和價值等諸多方面的挑戰。其根本原因在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發展訴求受到了傳統西方先發型現代化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束縛和限制。這種世界整體的內在發展張力同時就表現為，非西方文明對自身文明性的重拾與對“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論的反彈和抗爭;表現為非西方后發型國家的和平崛起訴求與西方先發型現代化國家“殖民主義”慣習之間的沖突和矛盾。

當前，先發型現代化國家與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之間在這一道路上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已經影響了人類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先發型現代化國家憑借其資本和技術優勢開啟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無序擴張，“西方中心主義”大行其道，經濟壟斷、政治霸權和文化意識形態偏見隨處可見。這與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追求均勢發展、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政治原則以及對自身文化多樣性保護的訴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例如曾經作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堅定捍衛者和受益者，美國長期在全球范圍內奉行長臂管轄戰略，同時依靠其發達的技術壟斷、金融霸權和軍事強權地位，長期干涉他國內政。這種情況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表現得愈發鮮明。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區內部也存在許多既有道路所不能解決的棘手問題。例如在歐洲，出現了與其當初構想的民族國家體系漸行漸遠的政治新局面，歐洲各國提出了基于主權共享概念的歐盟體系并將其付諸實踐，然而卻又伴隨著英國脫歐公投的通過使其前景變得撲朔迷離。尤其是在疫情暴發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縱性輪番上演，出現了一幕幕令世人震驚的“防疫”舉措。一方面，在先發型現代化國家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軟弱無力、對疫苗的壟斷和價格操縱、為達到政黨和資本利益而忽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自由主義”原則、為穩定經濟指標而實行的無節制通脹的經濟政策等，都使得深藏于西式現代化道路的資本控制和價值剝削本質暴露無遺。另一方面，對那些走在西式現代化道路上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來說，其制度漏洞在重大社會風險面前顯得脆弱不堪。例如，印度作為遵循西式現代化道路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典型代表，曾經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捧上所謂“自由民主”的“現代化”神壇，卻在此次疫情沖擊下表現出全面大潰敗。這讓一切出于意識形態目的的政治掩飾、吹噓和借口變得毫無意義，所謂的西方式的制度優勢和道路優勢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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