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包括“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中華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等主要內容。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文學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敏銳的創作者總是能不斷感知時代的新變化與新趨勢，在充分認識生活、全面開掘生活的基礎上，通過藝術匠心和審美創造，創作呼應時代、引領時代的優秀作品，以凝聚共識、凝聚人心。

以文學凝聚一個時代的“精氣神”

文學創作有自身的規律，最關鍵的一條離不開現實生活的支撐。有生活基礎的優秀文學作品具有共通性，可以讓不同接受群體產生共鳴。恩格斯談文藝，特別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突出的是藝術創作對生活的提煉和凝聚。俄羅斯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藝術來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關注的也是藝術創作對生活的抽取和概括能力。原生態地展現生活固然可以突出生活“真”的一面，卻不利于“善”和“美”的傳達。只有以典型化的方式進行精加工，文學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真”“善”“美”的價值理念才能更好地傳達出來。文學是創作主體對客體的感知，是藝術家情感的外化。作家開展創作，需要對社會生活和自我體悟進行凝練與升華。

為人民創作，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我國文學發展的主要特色。戰爭年代里的人們，記憶中留下的是革命經歷和革命精神;新中國成長的一代多是在紅色教育中發現認識新生活的美好;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社會現代化、經濟發展、國家富強與個體生活質量的提升。不同時代，人民對世界的關注不同，文學創作的重心和主題也應有不同的側重。回顧過往，經過篩選留下的文學精品多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能匯聚一個時代的“精氣神”，可以為后世提供緬懷或傳承的精神力量。

20世紀80年代，《陳奐生上城》塑造了老實木訥的農民形象，反映了農村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想靠賣油繩買一頂鴨舌帽子的陳奐生，因病在招待所住了一晚，花掉了買兩頂鴨舌帽的錢。這個花費是一個農村壯勞力七八天的勞動所得。從表面看，《陳奐生上城》寫的是農民物質富足后的精神變化，但深層次提出的是農村的現代化問題。城市是現代的象征，是先進文明的體現，“上城”凸顯了當時的城鄉差距和勞動分配的不均衡，關注這些是為了對當時農村發展的出路進行探索。敏感于時代召喚，高曉聲先后創作出了《“漏斗”戶主》《陳奐生包產》《種田大戶》《陳奐生轉業》《戰術》《陳奐生出國》等以陳奐生為核心，反映農民農村的困境與喜悅、期望與變革，用文字記錄了八九十年代的鄉土中國，影響深遠。

對作家而言，關注自己熟悉的領域，將之與時代的變化結合，透過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一個形象的塑造等反映時代的發展，進而凸顯出時代精神是優秀文學作品得以產生的重要支撐。閉門造車，僅僅停留于一己悲歡，個體情感不能有效地和外在發生關系，如何能讓讀者產生共鳴呢?文學作品離不開作家的切身感受和情感投入，但感受與感情不能只是主觀想象出來的，要在客觀世界中踐行感知。作為一個善于寫農民的作家，高曉聲長期生活在農村，深切體悟了農民和農村的變化，用文字凝聚了一個時代，必將長久被歷史和人民銘記。

創造性地激活紅色資源，以“擰成一股繩”

文藝創作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構成，影響時代的走向。當前全國上下正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不少的文藝作品，本身就是黨的光輝歷史的一部分。抗日戰爭期間，《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計》等街頭劇，就是以愛國和抗爭主題凝聚人們的憤慨，召喚民眾的抗日熱情，用簡短的文藝創作凝聚起抗日力量的。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近百年奮斗經驗的總結，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相結合在實踐中取得的重大收獲，是鼓舞激勵數代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努力奮斗的力量來源，更是當代中國人確立信仰的重要構成。通過文學作品形象化地、創造性地挖掘紅色文化資源的內在邏輯與鮮活生命力，可以鼓舞中國人更廣泛地凝聚共識，凸顯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從而“擰成一股繩”。

文藝作品承擔著社會使命，不是藝術家悲歡離合的個體感受，而是要服務人民大眾。文藝服務人民不是娛樂性的簡單傳送，而是通過普及與提高來凝聚共識。具體說來，普及是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滿足，提高是需求滿足后藝術修養與覺悟的提升。因為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易于為人民群眾接受，所以在普及之后要有提高的追求。“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普及和提高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普及，沒有提高，不利于文藝凝聚作用的發揮。同樣，只有提高，沒有普及，提高就成為空中樓閣，凝聚就缺少堅實的基礎。

作家感受生活，發掘時代精神的核心與真諦，以個性化的形式將之表現出來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在充分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上，概括時代發展的主潮，傳遞真理與價值，是優秀文學作品的內在構成。從這個角度看，凝聚是文學作品的原生品質。好的文學作品有助于人們認知真理、堅定信念，更好發揮真理在實踐中的指導作用。

在大格局下關注文學凝聚人類文明的價值

不僅是現實主義創作關注時代，其他類型的優秀文學作品也無法漠視對時代的參與和概括。從表面看，劉慈欣的科幻作品與現實關聯不大，但實質是今天的時代精神在文學中的映照。《三體》塑造了羅輯、汪淼、章北海、云天明等英雄，這些形象超越了以往的道德英雄，他們關注的不再是個體或特定群體的價值，而是人類生存延續的責任，是人類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他的作品凝聚的是人類文明的價值。

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與物的關系，人工智能的出現突破了“異化”理論的闡釋范疇。科技進步讓“物”越來越具有“人”的特征。重新認識人和外在世界的關系，審視和發展人類已有的道德、價值體系和文明走向等，成為新時代文學創作要思考的新論題。劉慈欣的小說突破了自我和單純書寫人的敘事追求，關注整體人類與外在的關系，是宏大敘事在新時代的新表現。如果現在的文學創作繼續漠視人的整體性和共通性，忽視人與物、人與世界的關聯，恐怕就與時代有點“隔”了。(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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