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學1個月，在濟南一所高校讀大二的李輝就請了3次“病假”。任課老師以為李輝的身體不好，卻不知道他真正的“病因”是熬夜起不來床。

李輝幾乎每天都要熬夜到凌晨兩三點才睡覺，但他一點也不孤單——因為室友們也全都熬夜。

晚上11點寢室熄燈后，李輝和室友在黑暗中先后亮起手機，開始了他們一天當中最愜意的時間：看球星新聞、刷短視頻、玩游戲…… 盡興之后才能睡得著。

擺脫了高中時期的緊張和忙碌，大學的自由氛圍讓李輝任性地沉浸在睡前玩手機的愉悅中。

與李輝每天6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相比，在呼和浩特上大二的趙玉婷，睡眠時間更少。她每天只睡4個小時，有時甚至更少。“睡得太早是一種時間浪費”成了趙玉婷的口頭禪，寢室熄燈后，她就習慣性地打開手機“追劇”，特別是偶像劇，夢幻且不燒腦的劇情讓她感覺很放松。

每天晚上，趙玉婷和室友們都一起熬夜，互不干擾，各自玩手機。在她們看來，結束一天的課程和忙碌，夜晚是難得與自己獨處的時間，玩手機可以放松心情、釋放壓力。

今年3月份，《2019年中國睡眠指數報告》在深圳發布，報告顯示：70后最愛睡前看書，80后最愛失眠，90后睡得最晚。不同代際之間的睡眠狀況也各不相同，越年輕睡眠越紊亂，越年長睡眠越有規律。

《2018年中國90后年輕人睡眠指數研究》中相關數據同樣可以佐證——90后睡眠時間平均為7.5小時，低于健康睡眠時間，六成以上覺得睡眠時間不足。

作為95后的大學生一代，更是成了缺覺的主力軍。

“熬夜一時爽，一直熬夜一直爽”“夜太美，盡管再危險，總有人黑著眼眶熬著夜”，成了大學生們時下對熬夜的自我調侃。

不同于李輝和趙玉婷的“主動式”熬夜，已經有3年熬夜經歷的張海是“被逼無奈”。

在長春上大學的張海，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在同學眼里，張海的自我約束力很強。盡管如此，他還是難抵熬夜的“誘惑”。與周圍人熬夜玩手機不同，張海選擇寢室熄燈后打開充電臺燈看書或寫社團材料，“延長一天的有效時間，充實自己”。

高中時期，張海養成了良好的作息規律：早上4點半起床散步、學習，晚10點前入睡。剛上大學時，他早睡早起的習慣和室友們不太合拍，為了不影響彼此休息，他也開始試著熬夜。

最初熬夜是迫于要和室友們統一作息步調，再后來是他自己主動晚睡，現在的張海早已經習慣了深夜一兩點入睡，“早了根本睡不著”。

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輔導員李行曾在學生中做過調研，“七成以上學生睡眠不足7小時”。他了解到主要是兩大類原因：部分學生因為課業和社團工作熬夜;而更多的同學熄燈后在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刷微博、看短視頻、網絡聊天或玩手機游戲。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20名大學生中，熬夜已經成為他們和身邊同學中“主流”的生活方式。

明知道熬夜不好，卻很難改變。熬夜的大學生們“總是在熬夜的愉悅感和白天的負罪感之間徘徊”。

“熬時很爽，熬完就后悔。”起初熬夜導致白天上課犯困，李輝很有負罪感，可時間一長，他就習慣了，“大家都在熬夜，很正常。”

“熬夜后的第二天肯定會沒精神。”有一次，張海為寫完社團材料熬到凌晨3點半。第二天上午實在太困，在本來就難以聽懂的現代漢語課上，他內心備受折磨，“那種感覺記憶猶新”。

大學3年的熬夜累積，讓張海持續亞健康的身體發出了警告信號。去年畢業典禮上，張海被委派在現場朗誦師德公約。沒想到3次排練后，他中了暑，緊接著又犯了急性胃腸炎。身體還沒康復，又恰逢臨近期末考試，張海還是選擇通宵復習。由于免疫力低下，他再次被病毒打倒，發燒和肺炎接踵而至。

在洛陽上大學一年級的林樂樂，今年18歲。這學期開學，林樂樂在學校附近的健身房做了一次體能測試，分數只有61分。她沒想到熬夜半年后，體測結果顯示她的身體年齡已經達到了24歲。

白天上課犯困、皮膚變差、長黑眼圈、掉頭發、體質變弱，諸多問題在很多熬夜的大學生身上逐一顯現。

去年冬天流感季，李行發現他的很多學生都感冒了。他原以為是學生們穿得少，一問才知是經常熬夜導致了身體免疫力變差。

張海的父母都是中醫，經常提醒他要早睡。大一時，他也經常想恢復早睡早起的習慣，還設計了作息時間表。后來他發現，很多社團工作和學院活動會在晚上臨時派給他，并且需要盡快完成，最后還是要熬夜。現在他很少再有改變作息的想法了，因為“根本做不到”。

改變不了熬夜的習慣，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強”。李輝坦言，他經常下決心不再熬夜，但最終還是輸給了缺乏自控力。

連續多天熬夜，白天會頭疼時，趙玉婷才會在晚上熄燈后趕緊睡。可一旦恢復健康，會再和室友一起熬夜。“我就是自控力不強”，多天熬夜后，趙玉婷會在周末“瘋狂補覺”，睡到中午12點再起床。

也有不少90后大學生為了強制自己不熬夜，嘗試了各種方法：把手機設置成定時關機、放在床下不容易夠到的地方、和室友彼此監督。

“改變熬夜習慣的方法很多，但都很難堅持。”這是熬夜大學生們普遍的無奈之處。盡管熬夜讓體質變差，很多大學生還是不會選擇主動鍛煉，因為“沒有時間”或是“很難堅持”。

為了督促大學生“走下網絡、走出宿舍、走向操場”，很多高校常年開展早跑或校園跑行動，由各院系學生干部或在手機運動類App上進行考勤。

對于強制性的校園跑，大學生們的觀點分為正反兩派。支持者認為學校不強制，學生很難堅持鍛煉，值得推廣;反對的則認為不想鍛煉，強制也沒用，學生會想各種方法逃避。

林樂樂所在學校使用了一款手機跑步App，每名學生一學期需要跑步96公里，每天最少需要跑1.5公里、最多2公里，時間不限。林樂樂說，她會堅持跑步鍛煉，學期末再做一次體能測試。

與林樂樂不同，在廣州上大學二年級的王振不喜歡校園跑。他所在的大學也使用了一款手機跑步軟件。盡管這個軟件要求從學生大一持續用到大四，并計入成績，王振還是拒絕使用。在他看來，“軟件不好用，定位不準確，路線設計也不好”。

不喜歡強制性校園跑的王振，也沒有刻意找其他方式鍛煉。他經常背著攝影器材去室外拍照，在他看來，這就是一種鍛煉。

還有很多大學生認為，他們每天往返于宿舍、食堂、教室和圖書館之間大概能走1萬步左右，“達到了每天運動和鍛煉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部分大學生意識到長期熬夜對身體的不利影響，開始有規律地進行體育鍛煉。

新學期開始，除了堅持校園晨跑以外，林樂樂還辦了一張健身卡，每周去3次健身房，每次鍛煉兩個小時。

現在的李輝，除了上體育課和參加學院籃球隊訓練外，每周還會打3次籃球。長期熬夜，李輝的身體一直處于亞健康狀態。“我改變不了熬夜的習慣，但至少可以增加體育鍛煉，增強體質。”李輝說。(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的大學生均為化名。)(記者 王培蓮 實習生 馮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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