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十幾年腦梗的老呂(化名)取出一片阿司匹林含在嘴里，喝水送服竟然立馬化了，而且原本應該無味的藥“還有點甜”。

老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為了省一毛錢，自己險些因為買到假阿司匹林而再次發病。他的直覺很準，因為這盒阿司匹林的有效藥物含量經檢測確實為零，也就是說，沒有任何藥效。

作為預防心血管疾病的基礎藥物，阿司匹林若長期小劑量服用可降低心血管發病率。

老呂沒有選擇和藥店理論賠償，而是向當地食品藥品稽查支隊舉報。令他更沒想到的是，半年后，食藥部門聯合公安機關最終挖掘出一個龐大的制售假藥犯罪網絡：

這則始于安徽省滁州市一家小藥店的線索，牽出黑龍江省哈爾濱的數個上線，這個假藥網絡更觸及了全國21個省份的49個地區，僅被公安查詢到的快遞發貨信息便有341條。

滁州食藥稽查支隊的負責人向記者介紹，該案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在于，假藥的“仿真度很高”。經辦案人員查詢，涉案假藥的藥品批號和電子監管碼都真實存在，且電子監管碼所對應的也是相應批號，不同于以往犯罪分子直接偽造藥品的相關信息。

據統計，滁州境內共流入涉案假阿司匹林1972盒，其中，尚未銷售以及從消費者處追回的數量有835盒，食藥部門尚未接到發生嚴重不良后果的案例。

目前，滁州11家藥店被吊銷《藥品經營許可證》，29人十年不得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滁州、哈爾濱兩地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檢察機關移交法院起訴。

滁州食藥稽查支隊查獲的假阿司匹林腸溶片，后經檢測，有效成分含量為零。

有點甜的“阿司匹林”

2018年的春天，77歲的老呂在家附近的誠安藥房購買了三盒阿司匹林腸溶片。

自從11年前查出腦梗，他遵醫囑每天服用阿司匹林。這種藥對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只要每天吃一片，不超過100毫克，便可以降低腦梗的發病風險。

但這次的藥卻很奇怪，他取出一片含在嘴里，喝水送服竟然立馬化了，“以前的藥含一兩分鐘都不會”，而且原本應該無味的藥“還有點甜”。

事實上，早在幾個月前，他還在另一家連鎖藥房買藥，只因為他服用的一款保護腦血管的藥物“尼莫地平”從一毛八漲價到一毛九，貨比多家后老呂才選中了誠安藥房——這里還是原價，能省下一毛錢。這里的阿司匹林腸溶片一盒賣14.5元，價格也不貴，每盒30片，剛好夠吃一個月。老呂每月能領取1600多元養老保險，在他看來，“藥不是菜”，不挑口味，便宜更好。

然而，一個月后，老呂開始“走路發飄、頭腦糊涂”，連別人講話都聽不大懂。老呂懷疑藥店阿司匹林腸溶片有問題，他沒有選擇和藥店理論賠償，而是向當地食品藥品稽查支隊舉報。

滁州食藥稽查支隊二大隊(藥品稽查)接到線索后，立馬將老呂沒吃完的阿司匹林寄給該品牌藥企所在地的北京食藥部門請求協查。調查結果顯示，老呂購買的藥假冒了該廠廠名、廠址、批準文號和注冊商標。

澎湃新聞在北京食藥部門的復函中看到，之所以鑒別結果為假藥，依據包括：被檢驗藥盒外包裝、藥板上的印刷字體、藥板切割線、說明書字體及大小均與藥企同批號留樣不一致;同時，藥企也提供了正規的藥品生產許可、藥品GMP證書、該藥品正品批件及檢驗報告書等材料。

2018年5月18日，憑借這份假藥認定以及前期調查，滁州食藥聯合公安共同收網，在誠安及其上線“祥瑞堂”兩家藥房查獲了同批次的阿司匹林，經查仍是假藥。更令人震驚的是，經安徽省食藥檢驗研究院鑒定，查獲藥品的有效藥物含量為0，即不具有任何療效。

至于為何假藥會“有點甜”，滁州食藥稽查人員猜測其成分為“淀粉”。

老呂舉報的阿司匹林購于誠安藥房。2018年5月經滁州食藥稽查支隊查處后不久，藥房被吊銷藥品經營許可證，關門停業。

沒有發票的藥

兩家藥房被查處當天，藥房負責人無法提供阿司匹林腸溶片的隨貨同行單。那時正值阿司匹林緊俏賣斷貨，而現場發現的阿司匹林外包裝卻顯示為2016年的生產批次。

更蹊蹺的是，經食藥部門核查，包裝盒上的生產批次、電子監管碼都真實存在，且能夠彼此對應。

“最難(獲取)的就是電子監管碼，而且要和批號對上，這是很難的，因為一批監管碼只對應某個批號，而且發放時沒有任何規律。”滁州食藥稽查支隊負責人說，“這種仿真度就很高，確實比較少見。”

藥品電子監管碼是國家藥監部門為藥品賦予的標識，每件藥品都有唯一的監管碼，相當于藥品的身份證。

誠安藥房的負責人之一劉某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后，還原了進藥的過程：

2017年10月，藥房能拿到的阿司匹林腸溶片進價從13元漲到14.3元。祥瑞堂負責人席某告訴劉某，他有更便宜的正規藥品，只是沒有發票，加上幾名老顧客抱怨藥價比其他家貴，劉某便壯膽買了席某的藥。

購買時，劉某曾對比過外包裝、有效期，認為沒有問題，便將藥品留下，按照藥盒上的批號錄入藥店管理系統，并在供貨商一欄填寫了以往正規的藥品批發來源，隨后與其他幾種阿司匹林腸溶片混放在一起。不過，劉某仍按14.5元銷售，如果顧客提出價格偏高，藥房可以再送一盒抽紙。

滁州食藥聯合公安調查發現，提供藥品的席某還有一個同伙楊某：此人做過藥品銷售，負責聯系貨源，席某拿到藥后，后又轉手給滁州當地11家藥店。

吳超等29人十年不得從事要生產經營活動的通告(2018年9月20日)

哈爾濱流出的341條線索

滁州食藥稽查支隊二大隊(藥品稽查)隊長李偉(化名)稱，楊某的貨源原本在北京，但最終藥品顯示從哈爾濱發出。公安循著線索，輾轉找到了哈爾濱的胡某，在胡某家發現了藥品包裝盒、藥丸、紙板、說明書，以及各類制假工具等。

“他(胡某)說是從網上各地購買的材料。”李偉說。經查，胡某以銷定產，根據下線需求完成對應數量的購買、烘干、組裝和發貨。

滁州食藥稽查支隊二大隊的王永(化名)回憶了公安緝拿胡某時的場景：胡某家里堆放著幾箱藥品，清點后共計2000多盒。盡管現場沒有發現阿司匹林，是另一種抗高血壓的西藥硝苯地平控釋片，但這種藥與滁州被查獲的阿司匹林同出一轍，電子監管碼和批號沒有問題，隨后卻被鑒定為假藥——包裝與生產藥企留存樣品不一致、有效成分含量為零。

值得注意的是，胡某的物流發貨記錄顯示，他所制售的阿司匹林、硝苯地平控釋片等已發往全國21省49地區，牽涉出341條線索，涉案金額超過1000萬元。

據藥品稽查人員介紹，胡某的部分原材料從同在哈爾濱的張某處獲得，但由于張某家中未發現假藥，張某本人一直拒絕承認，直到被公安押送到滁州后，才交代了與胡某的關系。

目前，哈爾濱的張某、胡某，以及滁州的席某和楊某已被檢察機關移交至滁州市南譙區人民法院起訴。此外，共計26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滁州當地11家購進假藥的藥店被吊銷《藥品經營許可證》，其中6家藥店還存在注冊執業藥師掛證行為。最終，藥店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員、掛證藥師等共計29人被處以十年內不得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的行政處罰。

這起由滁州一名七旬老人舉報牽涉出的所有線索已移送各省份，目前仍在調查中。

電子監管碼之爭

正如滁州市食藥稽查支隊負責人所稱，該案查獲的假藥仿真度高，被視為藥品身份證的電子監管碼和批文均為真實信息，其中的大批量信息泄露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北京鼎臣醫藥管理咨詢中心創始人史立臣表示，自己從業以來從未聽過如此案例。

一名從事食藥稽查工作的匿名人士建議，應由國家藥監部門重新推動藥品電子監管碼的強制執行：“如果電子監管碼系統繼續(強制)執行，假藥是很容易發現的，因為沒有上游掃碼，下游入不了庫，即使偽造電子監管碼和批號也沒有用，而現在監管碼只能說作為藥廠內部管理的手段，對監管工作來說很可惜。”

公開資料顯示，藥品電子監管碼的施行可追溯到2006年前后，此前國內曾連續曝出多起制售假藥案件。政策實施后，無論監管部門還是普通消費者，都能通過藥監網的數據迅速排查問題藥品流向，協助識別真偽，使得藥品可以被“實時監控”，同時監控藥品價格。

不過，據《法人》雜志報道，曾有業內人士介紹稱，直到2016年，全國藥品掃碼率也不到50%。也正是在這一年，國家食藥監總局正要大刀闊斧解決電子監管碼歷史遺留，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碼時，卻遭到了多家大型藥品零售企業的反對，重要原因包括：反對由阿里健康單一企業運營藥品電子監管平臺、強制推行意味著企業需要花高昂成本改造生產線、限制了藥店之間的“串貨”現象——轉手藥品賣給進貨價更低的地區以得到更高利潤——隨后，國家食藥監總局暫停了電子監管碼體系。

如今，中國藥品電子監管平臺仍可登錄，但系統已不再更新，無法即時查詢藥品流向。

史立臣稱，為了追溯企業藥品走向，藥企現在仍可自愿通過第三方平臺獲取電子監管碼，在出入庫時自行掃碼管理。據他估計，目前所有第三方平臺中，由阿里健康提供的電子監管碼占比可達80%。

他建議，國家藥監部門加強對電子監管碼發放的監管，從源頭有效杜絕監管碼的泄露。

標簽： 阿司匹林 特大假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