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留言，精選2位朋友的評論贈送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父親巴菲特教我的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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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陣大火的《中國奇譚之小妖怪的夏天》里，導演借用西游記的故事架構暗喻了無數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生活：主角是一個生活在“浪浪山”里平平無奇的小豬妖，在外面勤勤懇懇為它的山大王賣命，但得到的回報卻是無下限的利用和剝削，小豬妖受盡委屈回家后同母親講“我想離開浪浪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

這句“我想離開浪浪山”，戳中了無數打工人的內心。其實“浪浪山”本身并沒有確切的意義，每個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浪浪山”，或許是壓抑的原生家庭，或許是先天的生理缺陷，又或許是糟糕的職場境遇。

但無論是哪一種“浪浪山”，都是同條件更優越者比較后的結果。如何在直面實際差距后依然擁有熱愛生活的勇氣成了一個難題，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父親巴菲特教我的事》中通過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巧妙的回答了這個問題——如何面對資源差距？如何正視自己的成長環境和原生家庭？如何和所謂“命運的不公”和解？相信大家都會在文中找到答案。

以下內容摘編自《父親巴菲特教我的事》，彼得·巴菲特著，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3月出版：

沒有人是自己要求來到這個世界的。人沒有選擇父母的機會，也沒有決定自己出身的權利。

一個生命可能始于美國郊區一個溫馨舒適的臥室中，也可能始于西非一間泥棚里的草墊上。孩子的父母可能是美國公園大街上一個豪華頂層公寓的主人，也可能是流落在開放公園中無家可歸、勉強度日的人；他們有可能身體健康，也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們可能是運動員、學者，也有可能是吸毒人員或犯罪分子；他們有可能是一對相濡以沫的恩愛夫妻，把為人父母視作生命中的高光時刻，也可能是兩個逢場作戲的陌生人，對自己的行為有什么樣的后果滿不在乎。

可以說，什么樣的可能性都有，而這種種出身的偶然性對新生命來說，影響無疑都是極其深遠而復雜的。顯然在我們生命的開端，沒有什么是誰應得的。無論是富裕或是貧窮、是高高在上還是受人壓迫，是身心健康還是留有缺陷，沒有人天生應當享有或遭受這一切，也沒有人生來就配有一對好父母或壞父母。這些都是一個新生命剛剛開啟時，隨機降臨到人身上的。談不上公平或不公平，一切就是這樣。

這種隨機性會讓人有些難以接受。在運氣的天平上，一端是手一抖在人生的開端求得了下下簽的人，他們往往對人生懷有一種徒勞的憤恨，一種苦澀的懷疑，認為這個世界對他們太不友好。這種感覺我們可以理解。在天平的另一端，那些被好運眷顧的人會有種更奇怪的表現。用任何理由、任何最基本的邏輯都解釋不通的是，那些家境殷實或容顏秀麗的人認為自己天生就配得到這一切。顯然這種想法站不住腳，但人們就是愿意相信它。大概因為它太叫人受用了吧。

與其說“配得到”不如說“值得”。

關于“值得”(deserve)這個詞，我了解到它源于古法語，自13世紀起一直在英語中使用。詞典對它的定義是這樣的：“由于一個人的行為或某些品質，讓這個人應當得到、有資格得到或有權利得到……”

換言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值得擁有什么與出生時的境遇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人如何對待這樣的境遇有關。

小時候，我發現當在談話中出現“值得”“應當應分”這樣的字眼時，母親會有一絲不悅。之前我并不理解這些詞為何會觸怒母親，我想我現在懂了。這不單是用詞不當的問題，而且更多地體現了人們無意間流露出的一種偏見：有的人生來就配得到成功、幸福或認可，而有的人則不然。

如果說有任何人理應被好運眷顧，那么這樣的眷顧每個人都值得擁有。而在真實的世界中，好運顯顯然并沒有平等地降臨在每個人身上，因此這整個“值得”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是有瑕疵的。

因此我想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區別：“理應擁有”好運與“努力配得上”好運，這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我們不應把幸運視作一種應得的權利，而應把它看作傳播好運的機會；我們也不應把得天獨厚的優勢視為一張免于奮勇拼搏與挑戰自我的通行證，而應當讓它鞭策我們取得更大的成就。

既然這個世界并不完美，競爭環境的天平傾向一方，我們對此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們怎么做才能讓天平更加平衡哪怕一點點呢？我們該如何運用我們的優勢，為他人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生活環境，并且讓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充分發揮生命的價值？

對于這些問題，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會有多少種答案。它們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呈現出來。當然，這其中不乏共性。

首要的一個前提是認可人生而平等。這個道理看似人人都懂，可實際并不然。很多時候，就連出發點很好的人也會把人生境遇與人的本質混為一談。人生境遇可以天差地別，人的本質卻是一樣的。你如果相信任何人的生命都有尊嚴與價值，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就應當能夠認可每一個生命都享有同等的尊嚴與價值。

第二個前提更復雜，它與我們是否能夠謙卑地承認自己在對事物的了解程度與達成結果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有關。

我們只能盡力去幫助他人，但幾乎無法確定自己的幫助是否真的有效，而且如果有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堅持要得到結果，期待得到別人的感謝，這些都不是仁慈之舉，而是私心使然。這也是為什么說最純粹的捐助者是那些匿名捐贈人。

不僅如此，認為自己比別人更了解對方需要什么，這是一種極其傲慢的想法。由此也可以得出，想要確定地說出什么算是“有利條件”、什么又是“不利因素”,恐怕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人生沒有那么簡單。我們要應對的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世界。

我有一個朋友在紐約大學讀書期間曾在紐約兒童援助協會做過兼職。他來自一個工薪階層家庭，靠著各種獎學金、助學貸款，通過打零工、做暑期兼職等方式支撐自己完成了學業。

即便如此，他仍然覺得相比于那些連大學都沒機會上的人，自己已經很得上天的眷顧了。他身上的相對優勢并不在于經濟條件，而與他來自一個支持他、對教育非常重視的家庭有極大的關系。他的家庭傳遞給他的是一種求知的欲望，以及在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中脫穎而出的信心。

他在兒童援助協會工作的部門位于曼哈頓的東村地區。當時這片區域還遠未發展成如今這個熱鬧繁華的新貴云集之地。那個時候，這是一片晦暗無光的轄區，到處是空置的公寓、廢棄的汽車與被焚燒的床墊。這里的公立學校質量很差，學校資源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入室盜竊與攔路搶劫司空見慣，一個完整的家庭在這里都難得一見。總而言之，一個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啟了人生之路的孩子所面臨的人生角斗場已完全失衡，嚴重倒向了另一個方向。

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的這位朋友在曼哈頓一所威望頗高的私立學校當了一段時間老師。

他告訴我，“我在這群富家子弟身上看到了許多在兒童援助協會中的孩子身上同樣出現過的行為與問題。”我朋友任教的這所學校有一個特殊的使命，它是專為“天選的后進生”所設的。他回憶道：“這是對那些富裕家庭中搞砸了的孩子的代稱。他們都是被其他學校逐出門的孩子，家長們每年花三萬美元在這里，給孩子買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

公平世界的天平難道不該是倒向這些孩子的嗎？從經濟條件上來說，這個世界確乎是讓他們占盡了優勢。為什么他們的人生似乎沒有體現出這樣的優勢？

“富人家的孩子，窮人家的孩子，”朋友說道，“我不再關注這種區別，而是開始關注更普遍的問題。來到這所高級學校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往往忙于自己的事業與社會活動，有一些甚至是社會名流。這些孩子像極了兒童援助協會中缺少父親陪伴的孩子——敏感、黏人，經常需要更多的關注與安慰。而那些常被父母虐待或貶損的孩子則總是在我還未開口講一個字的時候，就對我表現出了憤怒與懷疑。當然，這里也有很多試探底線的孩子—他們總是在被開除的邊緣來回試探，這很有可能讓他們的父母不得不再一次想辦法對付他們。”

在與來自經濟狀況截然相反的兩種家庭的孩子打過交道后，我的朋友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首先，顯然如果把“榮寵”簡單地等同于“有錢”的話，我們就掩蓋了很多中間地帶的情況，把許多因素一筆帶過了。

朋友最后還提到了他從這些經歷中學到的一件事，離開那里時，他已經能更好地看待自己所處的人生境遇，更能接受人生天平的不公。

“浪浪山”對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是存在的，沒有任何兩個人擁有的優勢與劣勢是完全一樣的，更別提某種條件是否有利完全取決于人如何去面對它。把人生的軌跡稍加調整，逆風可以變成順風。人生始于何處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將去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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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本文整編自書籍《父親巴菲特教我的事》，彼得·巴菲特著，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3月出版，轉載請務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處。

* 圖片來源：1、《中國奇譚之小妖怪的夏天》影視截圖；2、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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