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專業憑什么還不退出

編者按

“專業是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有人說專業是人才培養的腰，腰要是不好的話，這個人站不直，挺不起胸、抬不起頭。因此，對不起良心的專業應該停辦了。”

日前，在2018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的一番話振聾發聵，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共鳴和贊同。

即便畢業了很多年，但王曼依然對自己的專業喜歡不起來。

“說實話，我們都明白，大學學的專業太水了，學院不重視，使得專業課程落后、老師業余、就業質量也很一般……而且，我們這個專業，在大多數高校都是學院了，而我們依然是系。”吐槽起自己的專業，她有一肚子的話說，“培養質量跟不上，對學生影響還是挺大的。”

工作以后，王曼還在想，這樣的專業憑什么還在辦?如果要辦下去，為什么連提高教師水平和課程質量這樣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高等教育外延式擴張的“后遺癥”

王曼所說，并非孤例。

“這樣的專業不少，尤其在某些時髦學科、熱門學科。有的專業確實既無知識性和教育性，又無技術性和實用性，更無人性關懷和人文情懷。有的專業幾十年無更新、無發展、無突破，嚴重與社會需要脫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超說。

“從大背景講，這個問題的出現，是我國高等教育多年來外延式擴張而帶來的一個‘后遺癥’。”鄭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羅志敏分析說，“首先，由于受條件限制，上級行政主管機構在進行專業審批時，往往只能看到經過層層‘美化’和‘包裝’的專業申報書，而缺乏對該專業辦學條件和資質的實地考察和驗證環節。同時，高校或所在院系存在作偽作假、‘借船出海’的問題。比如，一些辦學單位為了其申報的專業能夠獲批，往往集幾個院系甚至全校之力，將其他相近專業的力量累積在申報專業上，而一旦專業獲批，實際可供該專業利用的師資等辦學資源根本就不夠。”

“更重要的是，不達標的專業未能及時退出。一些專業雖然當初在開辦時符合辦學資質，但后來由于管理不善、教師不安心教學等原因，致使專業辦學水平持續低下，但這種專業卻又長期存在。”羅志敏說。

大學專業要根據社會發展做調整

目前，我國大學專業有退出機制嗎?

“在專業建設方面，高校是有退出機制的。不僅教育主管部門會定期組織學科專業評估，而且高校也會因資源約束而主動進行專業調整，同時一些社會評價機構和媒體也會對一些招生就業不理想的專業進行披露和報道，倒逼高校進行學科調整。近年來，一些招生就業不理想、學生轉出率高、社會評價低、知識陳舊的本科專業和學位點被學校撤銷，有的甚至是成建制取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超介紹。

這樣的改革，國家、地方、高校等多方都在持續進行中。

今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公布了《下達2017年動態調整撤銷和增列的學位授權點名單的通知》，共有25個省(區、市)的129所高校撤銷340個學位點。

一個月后，教育部發布了《2017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撤銷了135所高校的241個專業。

去年年底，山西省發布《關于高等教育本科專業優化調整的指導意見》，主要任務是限制淘汰過剩低質錯位專業，增設布局急需新興專業，提出力爭到“十三五”末，山西省高校現有本科專業數量削減15%~20%，總數削減200個以上。

中山大學在實施本科專業動態調整之前，有126個本科專業辦學權，經過多年調整，去年，中山大學本科招生的專業數量已調整為77個。校長羅俊強調，這樣的改革是圍繞大學的根本目標人才培養進行的。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杜瑞軍表示，以前社會分工比較明確，因此大學專業較窄，而隨著社會經濟與技術的飛速發展，職業的變化、更替隨之加快，各行業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及能力要求逐漸提升。“面對這種情況，大學專業也要相應作出調整，寬口徑人才培養、大專業、跨專業、協議專業等模式便是順應這種趨勢和要求而不斷出現的。”

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較大

在專業退出與停辦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從整體上來看，已有的專業退出機制并不完善。”羅志敏坦陳，高校及所在院系，在專業退出上缺乏主動出擊的意識和作為。同時，僅憑就業率的高低判斷專業是否退出的機制，很難說得上全面和客觀。“即便是就業率，一些專業也存在真假難辨的現象。”

杜瑞軍指出，隨著專業設置的“客戶導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評價模式，導致部分不能通過就業率體現價值的所謂“冷門專業”無法存活。

陳超強調，目前的專業退出機制既有市場方面的誘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高校內部的行政主導。“如果一所高校的某些專業在招生就業、培養質量、社會需要等方面并不差，有的甚至還是具有豐厚歷史積淀和文化底蘊的專業，卻因為資源和經費緊張，甚至僅僅因為校領導對某個專業不滿意，就通過行政命令強制撤銷或撤并某些專業，就違背了公平競爭、合理布局、集群發展的學科建設基本原則。”

“此外，目前，專業退出機制中的主觀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較大。一些高校撤銷專業的程序比較不規范，既無充分的學理論證、公開的社會聽證，也沒有聽取相關專業師生員工的意見，只是依靠學校的一紙行政命令。”陳超補充道，當社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或者政策發生變化，乃至高校的人事變動，都可能對某個或某些專業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撤銷一些對不起良心的專業，也依然存在來自利益相關方的阻力。

陳超說，最直接的阻力來自該專業的師生員工，撤銷專業涉及教師的生存、安置和轉型，以及學生的轉專業問題，必然會受到強烈的抵制。其次，會對離退休人員、校友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情懷和心理產生沖擊。

“現在，過于注重就讀人數的專業辦學導向一時難以改變。一般來講，無論是高校，還是具體的院系，很少愿意主動去巡查并清退那些辦學質量不達標的專業。”羅志敏強調，“多一個專業布點，就多一份生源，而生源的多少則意味著辦學經費、辦學資源的多少。”

強化對專業的調研、評估和審查力度

面對一系列挑戰，我們又該如何著手突破?

“對高校來講，一要把好本校新申報專業的第一道關，堅決遏制某些院系不講原則、不顧條件的上新專業;二是要時常自查自糾，利用多方評價和已有的以專業負責人為中心的獎懲機制，強化對已開設專業的調研、評估和審查力度，從中發現不合格專業，問題少的要限期整改，問題多的要堅決清退。”羅志敏強調。陳超指出，在今后的學科調整中，學校應強化公開、公正和公平意識，既要考慮專業的市場狀況，又要考慮專業的歷史傳統，還要征求廣大師生員工的意見，更要尊重學理方面的要求。

從政府主管部門出發，羅志敏建議，要細化對新開辦專業的審批流程，不僅要看專業申報書，還重在實地考察和驗證。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推進教育經費的撥款和使用辦法，引導高校從重外延式擴張到注重內涵發展上來。

在杜瑞軍看來，加強評估是必然趨勢。“要規范評估機制，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特別是引入第三方評估，以評促建，以評促管。同時，還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競爭優勝劣汰。”

“學校和政府有關部門應聯合起來，建立科學、合理、公正的專業退出機制，在取締對不起良心的專業過程中，既要堅持實質公平，更要堅持程序公平，要對社會開放，擴大參與，才能降低專業退出難度，減少各種障礙，實現專業發展的動態調整和良性發展。”陳超最后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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