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愛好者應該都熟悉20世紀最偉大的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那兩部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大獨裁者》和《摩登時代》。

在《摩登時代》里卓別林飾演一個卑微的小人物 ——工廠裝配線上的工人。他的工作是給機器擰螺絲，然而機道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他無論怎么努力也無法跟上工廠主給機器制定的運轉速度，最后他被卷入了旋轉的齒輪，整個工廠也陷入了混亂。在這部電影中，那個被諷刺的人就是「效率至上論」的創始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

泰勒設計了一個分工系統，通過這套系統，管理者幾乎可以控制生產過程的每個階段以及每個工人的每一個動作。泰勒的這套系統，即后來廣為人知的“泰勒主義”，僅僅是基于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把生產的管理和計劃與工廠車間現場任務的執行分離，然后進一步將這些現場任務分解為更簡單的步驟，再對每個細分步驟進行協調，直到大家能夠流暢地協同工作，這樣就加快了生產效率的提升。

(資料圖片)

每個工人在工作流程中所要完成的只是一種簡單、重復的任務，而且這些任務都附有詳細的說明。監工也要接受培訓，他們需要學會使用秒表來分析工人的每一個動作和動作需要耗費的時間。他們要糾正工人不必要的手勢、動作，因為那可能會減慢工人的反應速度。然后，他們要監督工人一遍遍地重復完成工作任務需要的所有動作，不斷加快工人的反應速度并提高準確性。

泰勒主義的目標是確定在最佳條件下完成任務的最短時間，并把它設定為提高效率的標準。通常，任何可能會降低速度的細微動作變化都會得到糾正，這有時能為完成任務節省寶貴的幾秒鐘。

工人的表現是標準化的，抹殺了任何個人的行為特質，這樣可以確保整個工作環境處于理性狀態，于是，工人與他們所使用的機器再也沒有區別了。車間里工作現場的所有因素都被視為“科學管理”這臺巨型機器的組成部分，管理者通過不斷提高效率來評估這臺巨型機器的表現，而它的價值則通過成本效益分析計算出來。

效率至上信條：家務效率運動和小泰勒主義者

在20世紀初，泰勒革命只是發生在工廠車間。泰勒主義的巧妙之處在于它與科學緊密相連，這賦予它合理性，接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一眼就能看明白并且接納它。人們在使用「效率」這一詞的時候，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機器的時代。令人驚嘆的新發明被快速推上市場：電話、發電機、電、電燈、汽車、飛機、摩天大樓、收音機、電影等等。

從1893年在芝加哥舉辦的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開始，到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數百萬家庭參觀了這些大型世界博覽會，人們在那里體驗到了觸手可及的烏托邦世界，而正是現代科學和新的商業效率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還有哪里能比家庭更好地向公眾輸出這種世界觀呢？流行雜志上鋪天蓋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灌輸“做進步者，加入效率運動”的思想。甚至在廣受歡迎的雜志《女性之家》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教導家庭主婦在做家務時也應該更加科學和高效，文章中作者提到“多年來我從沒有意識到，我僅僅是在洗衣服這件事上就做了80個錯誤動作，更別提在收拾雜物和擺放物品的過程中犯的錯誤了。”這篇文章的作者呼吁全美的家庭主婦在洗碗、洗衣服時采用標準做法，找出有效動作，避免不必要和低效動作。

盡管家庭是向全社會推廣泰勒主義的起點，但最終成為「效率工程」的導師、領導者、仲裁者和執行者的卻是學校系統。人民運用科學管理原則，依照工廠的樣子對學校進行改造，把孩子們塑造成「小泰勒主義者」，以為這樣他們就能為面對“明日世界”的機遇和挑戰做好準備。

在這種新模式下，學校負責人的首要任務是讓教師無法在課堂上使用自己的個性化教學方法，讓標準化測試和數字打分成為一種常態，面對事物時思考“為什么”的古老思想傳統被拋出腦后，讓位給了狂熱推崇效率者對“如何進行優化”的追求。

效率成為了衡量的表現主要標準，每項任務都被嚴格限定了截止日期，知識被分割成了孤立的學科——這種分裂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學習簡化為完成指定的學術任務，學校系統的好壞通過標準國家考試的通過率來評判。

雖然在過去的100年里泰勒式的教育方式有過一些細微的改動，但是在微不足道。20世紀的教育幾乎完全致力于把學生塑造成「泰勒主義者」，好讓他們將來可以在工商業的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

華盛頓大學教育項目的教授韋恩·奧對于美國學校一直遵循泰勒主義效率至上的信條而對當今教育造成的影響有以下評價：

為了應付“美國高利害性考試”而學到的知識，淪為一系列互不相關聯的事實、操作、程序或數據，主要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死記硬背。學生學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只需要低級思維能力的知識，而且這些知識通常是在孤立的考試環境下以碎片化方式呈現的。通過這種方式，高利害性考試有效地扼殺了美國學校的教師們對知識本身進行重構的實踐活動。

亞馬遜：一切為效率服務

如果說泰勒主義在工廠車間中主導了 20 世紀，那么“亞馬遜人”則將泰勒主義的愿景帶入了 21 世紀。

亞馬遜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其中的一切工作都與衡量、管理和超級高效有關。2019 年，該公司在全球交付了 35 億個包裹，并在 2020 年年底躍升至世界 500 強的第一名。其創始人杰夫 · 貝佐斯（Jeff Bezos）現在是世界第四富有的人，身價大約為 1700 億美元。他那龐大的物流帝國簡直就是史上線上最高效的現代工業機器。如果弗雷德里克 · 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會對貝佐斯運用科學管理原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寬度和范圍而倍感敬畏。

但一個人的烏托邦夢想往往是另一個人的反烏托邦噩夢。

貝佐斯的巨大倉庫及其自動化控制系統、無處不在的監控和數以千計的移動機器人，都通過“算法物流指導網絡”進行同步，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一個骯臟的事實：即使配備了這些高科技的設備，整個系統的成敗還是落在 120 萬名員工的肩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工資低廉，工作的環境也很差——雖然現在有了空調和消防設施。

亞馬遜引以為豪的是它的績效準則和管理，還有員工超負荷工作的狀態——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當因為常人難以忍受的工作節奏和工作量而“抓狂”時，他們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主管的告誡，提醒他們應當“咬牙挺住”。

亞馬遜要求管理層和白領員工 7×24 全天候待命。在管理會議上，員工們被要求“互撕”，抨擊團隊其他同事缺點、錯誤和無能，管理層認為這會激勵員工超越自己的極限。雖然其中有些人確實能挺過來，甚至飛黃騰達，但其他人因為無法承受壓力——不斷被要求提高績效——而退出。亞馬遜的一位前高管說，他永遠也忘不了同事在辦公室哭泣時的景象。“當你走出會議室，就會看到一個大男人捂著臉——幾乎所有與我共事過的人都曾在辦公桌前流過眼淚。”

節儉的口號在亞馬遜的工作場所中隨處可見——沒有多余的裝飾，沒有額外的物件，更別提午餐補助和寬敞的辦公室了。整個企業看起來簡陋又寒酸。所有的員工，從新入職的初步篩選到后面逐級晉升，都在不斷接受“績效改進算法”的評估。整個企業從上到下，所有員工的活動，無論多么微不足道，都要被績效評估，這些數據無一例外地被登記在算法程序中，每一次效率的提高或損失都會被實時記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亞馬遜對 100 多萬名員的效率進行了統計、通知和調整，以保持他們工作的各個方面正常運行，這與公司用在客戶和零售業務上的方式如出一轍。

自由記者艾米麗 · 君德斯貝格（Emily Guendelsberger）到印第安納州的亞馬遜倉庫進行“臥底”，并在她的書《上班時間：低薪工作對我的影響及其如何逼瘋美國》中生動詳細地講述了這段經歷。君德斯貝格是一名“揀貨員”，負責從庫房中找出指定的物品并將它們從貨架上搬下來，然后將它們放到自動化機器人上送到下一個處理環節。

她將位于亞馬遜金字塔底部的“訂單執行中心”的工作描述為“半人半機器生物的工作”。她工作服的腰上佩帶一支掃描槍，這可以隨時隨地監控她的位置，并引導她從架子上找到要揀出的物品。掃描槍還會提示完成這項任務她用了多少時間。在進行揀貨、掃描和發送到下一個處理環節的時候，一個狀態滾動條會給每個流程——揀貨、掃描貨件和派送貨件到下一個環節——進行倒計時。

當一個狀態滾動條全部完成后，掃描槍馬上就會顯示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每項任務的間都非常緊迫，幾乎沒有休息的空閑。艾米麗和她的同伴在印第安納州的倉庫中分揀的許多物品都過大且過重，這甚至會導致工人背部受傷。2020 年，亞馬遜一處倉庫的高傷害率高達全美國非亞馬遜倉庫平均水平的兩倍。

由于廁所少，而且通常距離巨大的倉庫非常遠，因此君德斯貝格和同事上一次廁所通常至少需要 10 分鐘。她說：“你在每 11 小時的輪班工作期間最多只有 18 分鐘，而如果你的掃描儀報告你在工作中耽誤了太多時間，經理會來找你談話。”許多員工表示，他們在輪班之前和輪班期間不喝水或其他任何液體，這是他們唯一的辦法。

亞馬遜只不過是新泰勒主義時代最成功的新公司。弗雷德里克·泰勒對于商業運作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他的影響在整個20世紀乃至今天都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他對效率的癡迷已經滲透到人類能動性的骨髓深處，改變了人類看待自己的方式，這不僅對人類心靈有害，也對自然世界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在 20 世紀最初幾十年里，對效率的追捧成為回避公平、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剝奪政治權利、道德敗壞乃至人類對自然應擔負的責任等基本問題的擋箭牌。效率被吹噓為一種中立的力量。正如達爾文改寫了自然之書，認為物種選擇的過程保證了適者生存，不存在任何神圣的目的或神學問題一樣，科學管理的法則也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所有你爭我奪的背后皆是效率在主宰。挑戰效率就是挑戰令人費解的科學定律和自然界的運作機制。我們錯得太離譜了。

韌性革命的基礎設施建設

自文明誕生以來，我們人類與自然世界互動方式的每一次重大轉變，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時代的基礎設施革命。盡管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基礎設施只是在集體生活中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的腳手架，但實際上它們發揮著更為根本的作用。

每一次基礎設施的革命都體現了維持集體社會存在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新的通信形式，新能源和電力，以及新的運輸和物流方式。當這三項技術進步出現并無縫、動態地結合在一起時，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如何運行和管理日常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也就是其中的“交流溝通、能源助動，以及人、物搬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基礎設施更傾向于短期的效率收益和快速的利潤，而不是長期的韌性和穩定可靠的投資回報。其結果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高度脆弱的社會，容易受到意想不到的大規模破壞——日益嚴重的氣候災害、流行病和惡意軟件入侵，這威脅到整個社會、自然環境、經濟，以及數百萬美國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短期效率與長期韌性的權衡，最明顯的莫過于美國那搖搖欲墜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例如，美國在地面上建造了國家電信和電網基礎設施，以節省在地下鋪設電纜的費用?，F在，幾乎每一個季節人們都要經歷電話和輸電線故障，導致大規模通信終止和停電，這是由全球變暖引起的洪水、干旱、野火和颶風造成的，每年給美國經濟和社會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美國存量的住宅、商業和工業建筑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很多工程為了快速獲取短期利益而節省材料、縮短工期，使得人們的房屋、辦公室和廠房變得更加脆弱，對不斷升級的自然災害的抵抗力也越來越弱，造成生命、家庭、企業和財產的損失。還有，美國的大陸電網是由地方電力公司和大多已經陳舊的電網組成的，它正在成為網絡恐怖主義襲擊的目標，他們的使命是關閉部分國家電網，造成美國各地的部分區域和社區陷入混亂。

此外，過去 40 年來，美國政府為了削減成本、提升短期效率、增加短期收益和利潤，對公共基礎設施（道路、供水系統、監獄、學校等）進行大規模私有化，這削弱了關鍵基礎設施的韌性，而公眾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正是依賴這些基礎設施所提供的傳播交流、電力和運輸服務。

美國 3.0 韌性基礎設施計劃會優先考慮國家基礎設施各個方面的韌性。例如，山火、洪水或颶風等災難可能會導致部分地區電網和手機信號中斷，使數百萬家庭和企業的計算機和手機斷電。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家庭、當地企業、社區和市政當局可以迅速從中央電網轉移到數以百萬計的靠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微電網。這些微電網設置在家庭、辦公室、工廠、社區附近，并匯集到分布式網絡中，可以保持電力流動，確保為計算機和手機供電，確保人們與外部世界能保持聯系，直到區域或國家電網重新啟用。

還有以類似的方式改造現有建筑，加固房屋、辦公室和工廠，使其更有韌性，能抵御氣候災害，正迅速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大量現有建筑將不得不進行全面改造：密封內部空間、最大限度地減少能源損失、優化節能，以及加固建筑結構以抵御與氣候相關的災害。天然氣和石油目前是建筑供暖的主要能量來源，也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重要源頭，因此需要對住宅、商業、工業等存量建筑進行改造，采用電供暖。在建筑物節能方面的改造投資一般會在幾年內收回成本，業主或承租人可以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穩定地節省能源成本。

美國 3.0 韌性基礎設施的物聯網神經系統，正成為監測氣候變化影響不可或缺的技術。例如，在地球的生物圈布置傳感器，監測洪澇和干旱狀況以及氣流變化，衡量氣候變化的影響并提醒當局注意那些可能爆發洶涌洪水或大面積山火的潛在危險地區，且第一時間通知救援人員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干預。

物聯網類似于我們這個星球的神經系統，它會實時監測地球的重要器官（水圈、巖石圈、大氣層和生物圈）的健康狀況。我們開始意識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圈層的變化都會影響其他圈層，進而影響每一個物種，也包括我們自己。這種深刻的認識很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世界觀，告訴我們地球上的所有現象，無論是生物的、化學的還是物理的，都密切相關。地球這套復雜的、層次分明的“神經系統”中任何地方發生變化都會影響其他方面，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包括我們人類自己的福祉。這種新的理解將我們帶入了韌性社會，讓我們人類有了新的社會契約。

上述的所有變化本質上都是變革性的，它們將結束“進步時代”短短 250 年的神話。在新興的韌性時代，我們理解和駕馭周圍世界的方式可能變成一種開放式的、對時間和空間的重新定位。關鍵是我們挖掘“已知的未知”和人類世面臨的“未知的未知”的能力，并創造新的、具有適應性的治理方式，這將對地球的生命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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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韌性時代